2005年 11月11日至13日，一场以《社会·内心·关注》为主题的山东十人摄影展在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举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场“填鸭式”的、关乎山东严肃摄影发展的学术研讨会。用官方一些的话语来说，这次由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主办、山东省淄博市青年摄影家协会承办的联展，在全国各地“摄影群体”集体亮相之举此起彼伏之时，填补了山东摄坛的空白。
     展览由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刘树勇策展，参展的李百军、吴正中、李楠、景广平、赵健民、孙京涛、宁舟浩、黄磊、日越（杨明）、冯琳等十位摄影师，则是山东近年来在纪实和个人化摄影方面成绩突出者。众多的影友与部分受邀而来的专家学者，通过展出的300幅照片，与摄影师一起用诚实的内心审视人性的光辉与卑微，用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的进步与问题。主办方还邀请摄影家袁东平、杨延康、王豫明等人作了学术讲座，演示了他们及河南青年摄影群体的部分作品。
     这次展览按照国际惯例，对参展摄影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学理剖析，专门召开研讨会，就山东纪实摄影的特点与问题、报道摄影的表现方法与发展走向、摄影的个人化与社会关注、摄影与邻近艺术类型的滲透与互动等进行深入研讨。
     这次摄影家和专家们赴山东进行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出于展览之中、又超出展览之外的许多争论与探讨引起了数百名摄影爱好者、当地艺术院校摄影专业师生的兴趣，如摄影的“有意义”与“无意义”。专家学者对山东摄影成败得失的分析，对一些话题的探讨多少富于辩证意义。以下文字既有展览现场和研讨会上各路英豪的原音，也有记者生发的几许思考。

轻松VS沉重
     作为特邀的河南摄影界代表，王豫明对山东同行们亮出的作品做如此评价：“相对而言，河南的摄影显得沉重，山东的则潇洒、松弛得多。”此话也在策展人刘树勇那里得到证实，他认为，多年来，陕西群体和河南摄影界都有一种悲情意识。
     但是，曾经沉重的王豫明带来的演示作品却似乎比展出作品更显轻松，这是他注重探索，注重有感而发，注重内心表达的成果。而他的作品也成为自2003年河南摄影家在平遥举办《乡土中原》影展以来的新潮流代表，随后两年，河南摄影师群体在平遥都亮出了不同类型的作品，风格确实比《乡土中原》轻松。加之王豫明的《早晚》等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韩国东江国际摄影节接连获奖，注重自我表达的个人化影像也成了河南摄影界的重要一枝。用做本次展览的“他山之石”，王豫明带来的作品似乎比以“个人化面貌”呈现的《社会·内心·关注》走得更远，因而有了另一种说法：从影像本体来看，山东摄影师更平和一些。
     当然，轻松与沉重，并不等同于关注内心的个人表达类影像与社会纪实类影像的分野。对于严肃摄影来说，轻松不等于无意识地去人云亦云地轻率拍些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图像，沉重的题材也能通过看似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一如孙京涛突破自己，从印刷品中截取图案拼贴出来的红唇《秀·色》，足以引起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情欲泛滥的深思。

活动多VS水平高
     从某种意义上看，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山东摄影界在国内一直很强：李楠、任锡海等人在国际上获奖，不少山东摄坛人物闻名国内，摄影活动也遍地开花。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山东各地举办的冠以“国际“之名的摄影创作活动已超过3项，每次都有其他地方的许多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参与竞标。李楠却说，山东活动挺多，但个人风格明显的摄影师不多。
     相对于那些大手笔国际性活动，刘树勇和孙京涛等人策划的山东十人摄影展有些“小巫见大巫”。但可喜的是，本次影展是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的严肃摄影活动，不仅实施策展人制度，而且请专家对摄影作品进行解读，举办相关学术演示研讨。相信，这项仅3天的摄影展对山东摄影界有识之士的震撼和影响，远比那种持续数月的一拨拨来、一拨拨拍的活动要深厚。
     邻近的河南摄坛大规模的活动也不少，但似乎更重视对摄影文本的解读和研讨，更重视体现其学术意义，如近百名摄影家作品画册的整体推出，再如关于河南摄影五十年的学术立项。于是，山东的严肃摄影师对邻省的另一种红火颇有些艳羡。
     当然，我们不否认频繁的富于参与性的活动为摄影师愉悦身心、增加收入所做的贡献，但如果整天醉心于举办和参与这样的活动，那就有问题了。除了请一两个名家展示一下作品之外，我们能否提倡在所有的摄影活动中都能就某一层面的内容或某一学术主题进行探讨，像邓维的《失误与遗憾》和本次展览一样，给业界以启迪呢？

摄影市场VS艺术市场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摄影作品的出路和摄影师生存问题。就在展览之后的研讨会上，作为纪实摄影家的袁东平说了一句颇为费解的话，大意是，艺术性照片在摄影的定位上没有市场。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的艺术性照片更多是指以摄影为手段的艺术作品。
     据袁东平介绍，一些艺术家常奔波于外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国外策展人居所，求他们对其进行推介，一旦成功，则获利巨大。从目前国外艺术机构派员来华“淘宝”的趋势看，艺术品市场对摄影需求很大。据悉，国内一些好的艺术照片，在国际市场上每幅超出20万元人民币。
     孙京涛的看法是，中国因为没有健全的艺术品市场，因而各门类摄影的生存状态都不好。新华社图片编辑曾璜则认为，目前国内的摄影作品艺术市场更多的是投机行为。
     目前赢得国际市场的中国摄影作品，大多是崇尚个体表达的影像，而用传统摄影眼光打量的好作品，除以较低价格被用做广告素材、用做装饰品等外，很难在艺术品市场上“奇货可居”。这个现象对您是否有所启示呢？

默默做选题VS多交流沟通
     李楠说，山东的摄影师大多自己在做自己的选题，好像没有什么沟通———不仅是与当地同行的沟通，也包括与外界的沟通。
     创作黑白着色照片《动物园》的参展者黄磊曾在北京与某知名艺术家为邻数年，他不仅见识过艺术家的许多作品，更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新信息和新观念。受益颇多的黄磊也认为，山东摄影家跟外面交流太少。
     另一个注脚是，刘树勇把这次展览及山东摄影界的不少进步归功于孙京涛“还乡”。有着摄影专业教育背景的孙京涛，上世纪9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回到当地的《大众日报》从事摄影采编，工作平台的需求和他好为人师的个人风格，给山东摄影界有些陈旧老套的图像注入新风，他还不厌其烦地从理念到技术各个层面进行指点，使不少摄影师循序渐进，才做成这次有一定代表性的展览。
     因为交流的活跃，河南摄影界更多地被业界认同。山东摄影界鲜见大张旗鼓地以群体名义、用严肃摄影作品走出去展示实力的行动，因而也就难以形成“山东现象”。
     做自己的选题没错，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也会为摄影师完善和完成选题提供有益参考。但是，如果醉心于与专家学者合影、签名等表面上的交流，醉心于在摄影活动的热闹中走马观花地交流，照样有问题。

宏大社会意义VS影像存在价值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系主任王传东在研讨会上借机放映了该校学生的作品，这些纯属课后作业性质、在惯常意义上多被认为“无意义”的作品，却让在座的专家学者兴趣颇浓。刘树勇说，这些作品表现了摄影的极大的可能性。他认为，过度的意义和道德担负，和放到国家、民族层面上的摄影，其实离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很远。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经验，人人都可以拿相机自由地表达。如此看来，这种“无意义”的创作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此言无疑在说，以宏大社会意义为主旨的对严肃摄影作品的判断方式本身并不完美，我们应该拓展影像的多种可能性，重视个人表达的全新影像文本，以包容之心来对待多元化的摄影作品。“成言艺术”网站主编、画家王鲁说，以人为本，不是为了人而着想，而是作为人而着想———这也算是对摄影个人化表达的注解吧。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摄影界用纯粹的纪实手法来为那个特定的时代留下众多影像，以王豫明为代表的部分河南摄影师除此之外，还记录下许多路口设卡阻击疫情、禁止外人出入的乡民形象。这些表面看似没多少现实意义的影像，既是对时代的记录，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表达价值，虽然当时很难有传媒使用，但随后即被新华社图片编辑曾璜认为，可以成为一部专题书籍中的重要影像资料。
     曾璜就此提出，“做有意义的影像”的框框是否一直在束缚着我们？他同时说，坚持做常人看来无意义的影像的目标，在于突然有一天有人觉得这些曾无意义的影像是多么有意义，目前摄影界最要紧的是打破模式化。
     研讨会行将结束时，不少摄影师和爱好者似乎仍一头雾水，孙京涛总结道：摄影是什么？摄影是人们向世界和向自身提问的一种方式———这样抽象的话语肯定会引起在场摄影师的思考。或许只有把这样的话语想明白了，关于摄影“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争论才会少一些。